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无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他清楚，但凡一个人具备了一种批判的才智，就不可能再成为别的什么。他所有写于战前的小说，写的都是人与环境的冲突，《上来透口气》是其中最好的一部。男主人公乔治·博林（George Bowling），是飞火蛇保险公司（the Flying Salamander Insurance Company）销售员，在郊区拥有一套半独立住宅（用抵押贷款买下的），有个爱唠叨的妻子，有一副新假牙，还有一个强烈愿望：渴望摆脱乏味无聊的生活。机会终于来了，他靠赌马赢了点钱，就向妻子撒谎说要到伯明翰去出趟差，其实，他去的地方是泰晤士河流域的一个名叫下宾菲尔德（Lower Binfield）的小村庄，是想轻松愉快地度几天假，他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处世外桃源，遍地都是山楂树篱、野薄荷和开花的栗子树，在一座古老庄园的庭院里，还有两个幽深的池塘，小时侯他曾在里面捉鲤鱼。可是，等他回到那里一看，根本不见有什么村庄，它被鳞次栉比的新房子湮没了。池塘日渐干涸，即将变成一条臭水浜。河岸两边满是黑压压的人群和一台台留声机。一度清可见底的河水，如今已是浑浊不堪，油污、游船和垃圾在水面上漂流。这部小说首次探讨了全球性环境污染问题。没人上来透口气，博林发现，因为根本就没空气了。“我们待的这个垃圾空间，足足有平流层那么高。”
一点也不好笑，你也许会想。不过事实上，我们要感谢奥威尔善于忧患的才智和咄咄逼人的常识使这一切如活生生的现实一样有趣。博林和奥威尔一样，也对现代的生活方式不满。他咬了一口法兰克福香肠，这是他常爱玩的一种老式把戏——用新假牙做的一个小动作——让他恶心的是，咬的竟是一种新产品鱼肉香肠，1930年市面上常发生这种欺诈行为，幸亏它没有流传下来。和奥威尔一样，他失望地发现，当时一般发生在英国的谋杀案，如报上所报导的，实在是很蹩脚。（“如今似乎再也碰不上一起令人回味的英国式家庭毒杀戏了。”）和奥威尔一样，对那些糟蹋英语的人，博林会迅速地予以抨击。他母亲去世后，医生告诉他说她的发育状况“良好”（“我忽然想，这真是荒谬至极，我恍然大悟，正是这才造成了她的死亡”）。博林在旧地重游的时候，流露出奥威尔式的深恶痛绝，他发现老庄园的原地已竖起了一幢高级住宅，里面住着一群装腔作势、附庸风雅的文人——趿着拖鞋的素食主义者，自以为过着返璞归真的生活（“……真恨不得口袋里有枚手榴弹……”）。
他的作品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那些能够揭示出他既是社会历史学家又是日常情景观察家的片段。他专门为男孩周刊写的散文，和在海滨明信片上写的那些文章，奠定了他那文化研究专家的地位。博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生产的糖果念念不忘——葛缕子蜜饯，不大值钱的千日红干果，八便士一只的糖老鼠。他也怀念对于穷孩子来说，那些可以在树篱上采撷到野果当零嘴吃的季节：初夏有圆当归，七月份有露莓，九月份有黑刺李和榛子（“当你饥肠辘辘地走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即使车前子的种子也聊胜于无。”）。那提醒我们，奥威尔又是一个狂热的自然主义者——这是他那难以遏止的好奇心的表现。博林喜爱垂钓，这使他对水生动物发生了兴趣——水蝾螈，水蜗牛，石蛾，水蛭——书中有一个细节，每一次读到那里，他都会陷入沉思。探究它们的生存之谜。花上一辈子时间观察这些动物也是值得的，他这样想，你胸中始终燃烧着一种对神奇事物的“特有激情”。“惟有它才值得我们拥有，我们却不想要。”这是典型的奥威尔式的看法。
在这篇小说中，这种怀旧情节和恼人的现实掺杂在一起，相持不下。因为博林，甚而每个人都清楚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他预见到德国要对伦敦发动空袭——甚至希望它能早点发生，好让悬念结束。那种暴政肆虐的可怕景象时时困绕着他，正如奥威尔所准确预言的，战后集权主义势力将控制大半个欧洲。这部小说已略具《1984》和《动物农庄》的雏形。结尾，博林看到一群猪朝他奔过来，他吓了一跳——后来才明白，原来那是一帮戴着防毒面具的小学生。
马乔瑞·艾林翰，1939年7月在《Time and Tide》上说过，这是一部写得很出色的作品，对当今生活的某个方面作了极为公正的评价，它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年轻推销员的形象：忧心忡忡地展望着将来，好像这种将来甚至会比以往更没有希望。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它那第一人称的叙述。这种处理，虽有助于达到一种叙述清晰、简明易懂的效果，却稍微有点歪曲了人物性格，正是这种与他自己经历密切相关的奇异洞察力，才使他显得非同凡响，这是我们从他的行为中就能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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